yb55亚博 · 2021年8月12日 0

奥运书摘 王励勤:天道酬勤

我能够在乒乓球这条专业的道路上成长起来,并获得多项世界冠军,除了家庭环境的因素,主要还是得益于启蒙教练沈益民的培养。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对于运动员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从启蒙教练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敬业精神和责任心。

我从事乒乓球运动也算机缘巧合。其实,家里是没有人从事体育事业的,是启蒙教练到幼儿园选苗子时,看我一个人在操场上玩球,专注度比较好,人的反应和协调性也还可以,就问我愿不愿意打乒乓球,我说愿意的,就走上这条路了。当时,我在幼儿园大班。

沈教练的训练安排严谨,要求也非常高。凡是他布置的计划,没有完成的话,就要重新开始。这样就为我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我印象很深刻,他曾给我讲过一句话: “世界上最怕‘认真’两字。”我一开始不知道这是谁的名言,后来在一次参观活动中,才得知原来出自毛主席的语录。同时,沈教练会引导人,让你渐渐地树立起一个比较明确的理想,那就是要立志成为世界冠军,向前辈运动员学习,能够去为国争光。我觉得内心里有没有这个目标蛮关键的,因为整个运动生涯中总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有了这个目标,你会走得更加坚定。

从幼儿园大班到小学毕业,再到初中二年级,我在沈教练那里训练了八年,直到1991年进了上海队。现在回想起来,这八年总共因生病请假两次,其他真没怎么休息。平时是放学以后训练,到了周末、节庆日或者寒暑假,其他小朋友可以尽情地游玩,我们乒乓队的学生基本上是在球馆里“泡”着了,一天有两节甚至三节的训练课。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感觉辛苦。当然,也有些队员比较调皮,有的也会逃避训练,但我还是严格按照教练要求完成训练任务。因为比较自觉、刻苦,教练对我也比其他队员关注得多一些。

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我们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训练,楼板很低,基本上不能放高球,甚至也不能退台。底板、胶皮等器材比较有限,都是教练统一配、统一粘的,很多时候胶皮都打得发亮了,还在继续使用。如果你表现比较好,比赛打赢了,教练就给你换新的。这种鼓励会使我兴奋好几天。我一开始也是中国传统的直板打法,练了一段时间后,沈教练看我的身高和动作结构更适应横板全攻打法,就改过来了。这一步很重要,当时还是流行直拍的。所以,这确实是个超前的思路,把握住了乒乓球发展的趋势。我转换得很快,没多少时间就基本上适应了。

对于我打球,家里是非常支持的,父母白天上班,都是外婆接送我。家里离训练的地方不太远,外婆每天还会送些水果到训练场,给我补充营养。父亲则比较注重我的体能训练,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就带着我和姐姐围绕着小区跑步,跑完后才吃饭、上学;有时还在小区楼下做徒手动作,强化动作的规范性与稳定性。进了上海队后,我就周末回家,周日归队。进了国家二队后,更是长时间回不了家。所以,这么多年不在父母身边,家里的很多事情也帮不上忙。特别是我在国家队期间,家里也不会因为有事来影响我。当时在读的止园路小学和青云中学的任课老师也很关心、支持我,有时外出参加比赛要请假,老师都是放行的。若是取得名次回来,老师还会在班里进行表扬,自己也感到挺自豪的。

1990年8月,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在山东淄博举行,代表闸北区少体校参赛的王励勤获得了单打冠军。图为王励勤和沈益民教练在赛地的合影

我在青少年时期,曾代表闸北区参加过上海市的青少年比赛,代表上海参加全国的青少年比赛。就技术水平和成绩而言,我在上海同年龄段中算突出的。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代表上海去河南濮阳参加全国的青少年乒乓球夏令营集训。能跟全国各地的运动员进行交流,不仅有助于提高技术水平,还能开阔眼界,所以挺兴奋的。那次坐大巴参加全营集体活动,突然天黑下来,下冰雹了。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放窗口上,那个窗是左右拉的,前面的小朋友不知道,他一拉窗,把我的手夹住了。当时特别疼,车里没开灯,自己按压了很长时间,后来借一点微弱的光才知道流血了。回到住地去医务室,医生一看比较严重,右手大拇指肿起来了,手指甲都发黑了,恰巧又是打球的手。晚上教练问我:明天还能比赛吗? 尽管球拍都握不住了,我仍说要坚持,因伤口疼痛,晚上基本没睡着,不过第二天比赛打得还不错,进了前四名,在全国同年龄段里名列前茅。这个事情被组织集训的领导知道了,包括国家队的教练,认为这种精神值得称赞,今后若有类似集训的机会,还会让我参加。进入上海队后,新的训练模式锻炼了我自立的能力,让我学会自我管理。

沈教练在我的打法风格、训练理念方面,会听取乒乓专家的意见。他曾带我去拜访过薛伟初指导。当时,我以正手拉弧圈为主,也不是现在这般“拉冲”的进攻意识和能力,基本属于“打不死”的那种,因为来回球质量不高,反手只能相持。所以想听听薛导对我的看法,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怎样把先进的理念融入训练中去,因为基本功是否扎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至于上海籍的功勋名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这些前辈的名字都知道,也是心中的偶像,但当时没有机会见到。

当时要进上海队挺难的,同年龄段的运动员竞争十分激烈,每个区都有几个比较优秀的选手,而且上海运动员的总体水平在全国是走在前面的。乒乓球专业队的招生是按照年龄段的,我们那一批1978年前后出生。跟我同时进上海队的队友,有现任上海女队的教练员蒋峰和男队的教练席敏杰。

上海队招人的消息传来后,我们一边等待一边准备。八一乒乓球队也来联系过,所以沈教练说:如果进不了上海队,就进八一队。因为在全国打比赛时,包括八一队和各大军区体工队的教练都会来选苗子,会打听这个队员是不是已进省市队了。八一队可能与沈教练有过沟通,包括他跟我们家里也这么说过。进上海队肯定有个过程,比如市队教练要看一看,要测验一下基础体能等,我们的体能测试是在衡山路的风雨操场进行的。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看比赛的成绩。

不久,通知来了,我进了上海市队,成为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沈教练便对我说:进上海队不是目标,你的目标是世界冠军;所以,你要在最短时间里提高水平,最好在两年之内去国家队深造,在上海队训练时间越长,越影响今后的发展。沈教练的叮嘱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中。

2000年10月,闸北区政府举行了表彰王励勤荣获悉尼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座谈会,图为王励勤与父母、沈益民教练(左二)在一起的合影(陈文耀提供)

上海队在上海体育馆训练,因为没有专门的乒乓馆,我们的训练球台是排列在两个排球馆中间的过道里,男队在一条过道,女队在另一边的过道,不仅中间非常小,前后进退也不能展开,条件比较一般。

进市队以后,主教练是乐强,分管教练是郑明安。那个时候,比我们高一届的上海籍队员冯喆、丁松等在国家队,陆元盛也刚刚去国家队当教练。我的训练主要还是在技术质量上进一步地加强,同时针对自身打法风格,强化相应的战术配套。可能因为我进队时是年龄最小的,一直跟高水平队友训练,这段时间进步比较快。上海队作为省市一级的专业队,要承担参加全国最高级别比赛的任务,比如说全国锦标赛、全运会等。一般来说选拔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的运动员,先看年龄是否符合,再看技术水平;而选拔参加全国最高级别的比赛则是看比赛能力和技术水平。记得当时备战七运会,虽然当时自己非常希望参加全运会,但可能是考虑到年轻运动员比赛经验不足,所以没有派我参加。对我来说最好的机会是1992年国家体委搞的一次全国集训,组委会宣布:集训要进行三轮大循环赛,男女前两名的选手可以代表中国去参加瑞典公开赛以及与当地的俱乐部交流。结果,我打了三次第一,获得了参赛的资格。

去瑞典,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况且是去欧洲的乒乓球强国,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参赛机会,我非常期待,同时也希望利用这次与国外运动员交流的机会,开阔眼界,提升水平。带队教练是江苏籍的龚宝华。为了此次出国,父母提前为我精心准备,给我买了一个大旅行箱,北欧天气冷,带了一些较厚的衣服,为了方便在瑞典的训练和生活,他们去银行换了500美金给我带着。我们是在北京报到后稍稍训练了一下就出发了。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比赛级别很高,堪称“小世乒赛”,各国的高水平运动员汇聚于此。这说明国家队的领导非常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把机会让给省市一级的优秀运动员去参加,锻炼的价值是比较大的。我们是经统一报名,正式代表中国队参赛的。但那次比赛我发挥得一般,一方面是不太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环境,另外,当时确实在打法和水平上与欧洲选手有差距。比赛后,近一个月时间与瑞典几个俱乐部交流,收获非常大,因为当时欧洲运动员弧圈球的打法更先进,经过与他们共同训练才体验到他们打法的特点和应对办法,对后面的成长很有帮助。记得在训练比赛中,我还胜了瑞典国家队的卡尔松。当然,这不是正规的大型比赛,可能对方没见过这么小又没进过国家队的选手,不太重视吧。

幸运的是,我从瑞典回来后就直接进了国家二队。此时心中的感受肯定有所变化。中国乒乓球队是一个光荣的集体,只有最优秀的运动员才能来到这里,也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国际大赛。在上海队,主要强化乒乓球基础训练。在国家队,则更多地从技术风格以及战术意识上进行突破,包括对项目特点的研究、发展趋势的分析。因为乒乓球技战术的发展变化很快,我们要适应新的发展潮流,就需要不断在理念及技术上创新,这样才能在比赛中占据主动。

其实,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打到最后,第一是要有先进技术的基础;第二是要有良好的战术素养作为支撑;第三,最关键的是要有强大的内心和顽强的意志,这是战胜自己、战胜对手的重要保障。看弧圈球的发展趋势,单从力量和旋转的技术质量来说,我们与欧洲运动员相比还有差距。

我们传统上、习惯上不喜欢退台,最好前三板能够赢下来,多回合的相持便往往处于下风。我想过这个问题,自己的特长恰恰是相持时表现好,身材较高是优势,却整体偏瘦了。确实也有人说我缺少一招制胜的过硬球,自己在实战中也体验到自己总是以多拍相持的打法为主,比别人赢得辛苦。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技术质量呢? 那就要加强体能的锻炼,主要是上下肢的力量,使自己更结实,更有爆发力,否则你一两下打不“死”对方,就开始被动了。所以,我每天训练完之后就去健身房,周末加班后也去健身房,有时健身房就我一个人。包括去外地集训时,我也专门寻找健身房去练习力量。一般情况下,乒乓球的运动员不是很重视体能训练,但我非常重视。甚至举重队的训练房开着,我也会去那边练。我的总体感觉是相当受益的,起码退台以后猛拉的力量增强许多,尤其打到胶着状态时,处理关键球要看自己的信念,思想上和战术上过关,身体素质不行的话也是很难的。力量训练的过程很苦,也很枯燥,但因为有信念在,也就坚持下来了。比方说练卧推一开始推40公斤也蛮累的,后来慢慢增加,一直推到107.5公斤。体能教练测试后,认为这对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是很好的成绩了。队里有人叫我“王大力”,我也不反感。

所以,在国家二队的两年,我的技术实力有很大的提高。在国家二队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比较少,当时主要参赛任务是由一队承担的。我们年度性的比赛是全国青年锦标赛,还有一类是国际性的青少年比赛,如世青赛或者中日韩三国运动员的交流赛等。我在国际青少年比赛中也曾多次获得冠军。随着水平的提高,我可以代表上海参加成年的高级别比赛了,比如1995年的乒协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男队在全国拿不到冠军。因为强队如林,我们跟八一队、黑龙江队、广东队都打得不好,团体比赛中总是差一场球就可以获得冠军。当时感觉上海队要拿全国冠军真是太难了。后来,终于有一次是我与冯喆、郭瑾浩、席敏杰等拿了全国最高级别比赛的冠军,我们在决赛时赢了广东队。

我从国家二队升到国家一队,是缘于国家乒乓球队有一队、二队的升降机制,国家队每季度或半年组织一、二队升降赛,由国家一队积分排名后三名与国家二队积分排名前三名进行六人循环升降赛。

这一竞争机制能充分调动年轻运动员的积极性。对二队运动员来说,这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当时,我在二队稳居前三名。前几次升降赛,我对于一队运动员技战术水平情况不够了解,加上临场时求胜心切,没有把握住机会。虽然失利了几次,但我没有气馁,相信自己能够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同时,我制定了相应的训练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并对参加升降赛的运动员的技术特点进行了认真研究。二队带管我的教练也会在心态调适和战术运用上给我做一些布置。说实话,二队运动员在技术上不占优势,一队运动员在比赛经验、综合实力上要好于我们。但从心态上说,我们有较大的优势,我们没有包袱,会全力去跟他们拼,在场上斗志顽强。

相反,他们压力较大,怕输球后降到二队。每次升降赛,国家队的教练们都很重视,几乎全部到场坐在一起观看。这几次的冲击中,上海籍的运动员就我一个。

从比赛规则看,若想竞争成功,这种循环升降赛最多输一场,输两场就危险了,就要看小分了。比赛顺序也很关键,我打上一队的那一次是先胜了两名攻球运动员,再对一名削球选手,这对我很重要,我自小打削球就欠缺一些,赢下削球后信心十足,连连战胜了几个攻球手。可能因为年轻,又处于去争夺的位置,现场的感觉并不太紧张,打不上去的话大不了再继续苦练。如果换到现在,或者从一个旁观者角度去看,压力还是挺大的。现在国家队的这种机制也放大了,比如少年比赛的前两名、青年比赛的前四名可进国家二队,全国锦标赛的前八名可进国家一队。包括省市队的运动员也可以与国家二队的运动员打挑战赛等,因为国家队需要好苗子,省市队则希望通过比赛进入到国家队。这是相辅相成,不矛盾的。

王励勤在国家队时,经常加班进行体能训练。图为他正在做增强上肢力量的哑铃负重练习

我成为国家一队的正式队员了,但要成为一队的主力队员、承担重大的比赛任务还有个过程,还需要不断地进步。这期间,虽然也在一些国内和国际的比赛中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说实话,在比赛综合能力方面,与完成大赛目标任务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1997年,我参加了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世界大赛———第44届曼彻斯特世乒赛。在单打前几轮的比赛中,我先后战胜了比利时的小赛弗、瑞典的佩尔森等名将,十六进八的比赛中输给了萨姆索诺夫,其中有两局都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及时应对对方的战术变化,以及在领先被追时没有调整好心态,遗憾地输掉了比赛。

1999年在埃因霍温举行的第45届世乒赛,在我的乒乓生涯中非常重要,触动和启发的意义也很大。世乒赛前,我在含金量很高的职业巡回赛总决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战胜了许多好手,最终拿到了单打和双打两项冠军。所以,我对该届世乒赛抱有非常大的期望,期望能在男子单打项目上有所突破,甚至感觉男单冠军志在必得,可以实现自己从小藏在心中的梦想。真是祸福所系,恰是在这个关头,我只是拿以往一般的节奏、感觉和经验去备战比赛,而忽略了这场比赛的心态调整,以0∶3的悬殊比分输给了法国的埃洛瓦。也许大家对埃洛瓦不太熟悉,他是一名有突出的个人特点、打法凶狠的运动员,尤其发球质量高、变化多,时常能赢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那场比赛我被打蒙了,因在接发球环节出现了问题,导致心态及其他的环节都受到了影响。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真是敲响了穿云裂石的警钟。我的教练,包括身边的人给过我提醒,但我自己没有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总以为只要提升技术水平,就能解决一切。赛后通过和教练员的沟通,我认识到影响大赛结果的重要因素,不只是技战术是否先进,更重要的是应对比赛的综合能力。

就此,我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计划,并落实在训练中。所以,换个角度想,这场失利对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而言并非坏事。关于双打,教练员认为我和闫森的组合配对,从打法风格、年龄结构、性格特点来说都有互补性。闫森是左手直拍,我是右手横拍,战术执行上有优势;闫森的前三板技术好,打法比较凶,我是技术比较全面,中远台的相持能力强;闫森的年龄比我大一些,有经验,双打中可给我一些建议。

1999年世乒赛时,我和闫森在男双决赛中相遇刘国梁和孔令辉,从比赛的结果看,尽管非常遗憾地输了,但我们的自信心并没有受到打击。我俩当时也是有机会的,存在的问题仍然是特别想赢,又没有完全放下包袱,关键球有些患得患失。登台领奖的时候,我对闫森说,这次失利没有关系,马上就要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了,下一次我们俩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说明我心中的目标非常明确,在以后的训练中,我和闫森紧紧围绕双打项目备战,不断磨合,经常沟通,研究怎样去冲击男双金牌,备战过程是比较顺利的。赛前我们制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战胜所有的外国选手,争取与队友在决赛时会合。结果我们如愿与刘国梁和孔令辉双双进入决赛。

这一次,我们是彻底放下包袱,抛弃了所有的私心杂念,全力以赴。无论领先、落后,还是相持,我们都一如既往,非常坚决地执行既定技战术。比赛过程相当激烈,比分此起彼伏。比分落后时,我跟闫森沟通,必须积极面对、坚定信心,有一局曾以16∶19落后,但我们锲而不舍地追回

来了。在领先的时候,我们则相互提醒千万不能保守求稳。我们专注于发挥自身特长与技战术,以3∶1赢得决赛。这枚奥运会男双金牌,是我的第一个世界级大赛的冠军。

关于让球的故事,原来也听说过一些。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了这种安排,基本上还是按照比赛的规则,大家凭真实的水平去打拼。因为队里已建立了一套合理的选拔机制,大家靠竞争取得参加大赛的资格,应该说队里对运动员的付出和贡献,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全的。

2000年9月23日,在悉尼奥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王励勤、闫森战胜队友刘国梁、孔令辉夺冠

上述内容选自 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主编,金大陆、吴四海编:《“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

王励勤,中国乒乓球退役运动员,现任中国乒协副主席,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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